[爱网十年] 5个4，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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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到93，是青年到壮年的10年，是专业技术提高和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些，都成为后来的移民密不可缺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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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乡两年后在新单位担任设备维修科长。这一干就是20年直到移民。那个时候还有朝技术管理发展的打算，所以84年国家设立自学考试制度后就报考了党政干部自学大专，总共13门课程，每年考几科，到了87年已经完成了10门。就在这个时候，部里给我们省所在系统分配了一个去西德进修的名额，要求专业对口，大学本科毕业5年以上。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凤毛麟角，所以我自然就成了被推荐的对象。但是要先到北外测试英语，从17个省差额选出12个省，然后再强化一年德语。得到通知离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因为自考，英语基本上没有再碰过，这下抓了急，赶紧到书店买了本复习资料加班加点的干。我们上大学那阵，一部分大龄学生都从ABC开始学英语，毕业的时候也只是会看不会念的哑巴英语，现在一下子要听说读写学二外，对30多岁的人还是压力颇大，而且德语的语法习惯同汉语和英语相反，动词搁最后，所以听说最难。当时有个笑话，某国的外交部长访问德国，谈判的时候德方叽哩哇啦的说了一大堆翻译也不动嘴，部长着急了，冲着翻译大叫，他说了那么多你怎么还不翻。翻译说我没法翻，因为他的动词还没有出来。一年后，德方派人来测试，从12个中选6个参加第一批进修。我被选中并担任副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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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 l7 m/ Q3 C5 q. }# W$ p) p0 a         88年的盛夏，当我们走下飞机下榻到波恩（当时西德的）的旅馆的时候，可以用巨大的冲击来形容刚从闭关锁国来到人间天堂时的心境。80年代的祖国才从10年大浩劫后复苏，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尤其是内陆地区还很落后，许多城市家庭还是12吋黑白电视机，农村就更不用说，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当时的差别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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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伟壮观的科隆大教堂、豪情奔放的狂欢节、静谧优雅的美因兹河流、古典浪漫的海德堡，至今让我流连忘返。那时候穷，舍不得旅游，除了唯一一次花钱从慕尼黑去奥地利的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外，都是利用实习变动和搬迁沿途走，大约走了20多个大小城镇。有两次从科隆搬迁到慕尼黑和从瑞士开会回科隆，早上5点起床，提前看火车的每个班次，一到站就下来，把行李寄存好后就连走带跑逛两个小时再赶下一班车。沿途到了美因兹、法兰克福、特利尔（马克思的故居）、斯图加特（马克思写哥达纲领批判的地方）、钮伦堡（希特勒的老巢）、海德堡、曼海姆等。88年12月3日晚上，由于工作关系，在柏林交响音乐大厅聆听了80岁的世界著名大师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乐，其中就有英雄交响曲。4个月后，卡拉扬去世。当时写了一篇现场感受寄回国内，发表在都市晚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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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K; i, r+ @$ ]# w& E+ c           我敬重日耳曼民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计划和准时。我们一去，前半年的日程就都安排好了，哪天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基本分秒不差。有一次和另一个同事第二天要从一个小镇转到汉诺威，当天早上还没有收到火车票，同事有些着急，想给总部打电话询问，我说不用，德国人办事你放心，不会误事。结果下班的时候就收到了。第二是他们对二战的反省态度和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国房东告诉我，希特勒统治时期，广播只容许收德国的电台，这使我联想到解放以后和文革时期收听台湾和美国之音就是收听敌台。他们中的多数人痛恨希特勒发动二战给世界和德国带来的创伤。7 k5 @, ]+ S" d1 B3 R'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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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年10月，结束了两个月的语言培训辗转到西柏林。站在柏林墙边上的瞭望台张望对面铁丝网封锁的东德，看着那边的森严壁垒，再比较一下这边的自由繁荣。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仅一墙之隔，40年后为什么就是如此的天壤之别。我住的公寓坐20分地铁可以到东柏林，有时周末就到东柏林去采购，那边的超市货架上空空荡荡，凸显物资贫乏。有一次过边境，遭东德警察搜身，把买的纪念邮票全部没收了。利用地理的便利，去了东德的德累斯顿，参观了三巨头签署波茨坦公告的旧址。中学时期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学马列就很矛盾，按照暴力革命的理论，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什么他们不起来罢工，不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呢，这个疑问终于在马克思的故乡找到了答案。说来也巧，在波恩还和前苏联的克格勃“交了回手”。那天，戈尔巴乔夫访问发表完演讲后车队正好从我们的旅馆门口的小街经过，沿途的人们自然地站到两旁欢迎，老戈的坐骑离我不到5米的时候打开了窗户，伸出手向人们示意，到了我面前大约只有2米的距离，正想跨上前一步和他握个手，还没有回过神，手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弹开了，刚回过神，才看见一个身高1米9的保镖跑过的背影。/ a  j$ L) Q" ]4 h8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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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年4月15号上午去埃森买照相机，那边比波恩便宜。在广播中听到胡耀邦去世。后来的几个月，那场反腐败、要民主的诉求在国内风气云涌。留学生组织游行向大使馆情愿，我走在他们队伍的傍边，记录了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六月初的那天，和山西来的同事一起到慕尼黑附近的达豪纳粹集中营参观，下坡的时候碰到一对德国老人，他们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说今天你们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我们赶紧跑回旅馆看电视。不想给老杨的网站带来不便，这部分就不多谈了。7月底进修结束准备返回的时候，认识的许多人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法国，有的留在西德，因为只要一句话，就可拿到任何西方发达国家的绿卡。我很纠结：第一，要留下来，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就是叛党叛国，别的不说，老爹这关就过不了；第二，一跑路，单位推荐我的副厅长、总工就要受政治牵连；第三，在国内等待第二批的6个人恐怕也要受影响。前思后想，最终放弃了。, ?7 c+ p" W3 G8 ?/ O, ?: Y* [

) h5 f! I2 Y6 q% z6 n+ _        回到单位，正遇党员重新登记，每个人都要表明对那个事件的态度。我说我当时不在国内，没有亲身经历，不便做评论，但是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要由后人去评说的，相信历史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后来部门党小组长私下告诉我差点没有登上，幸亏一贯表现好，而且是在非常时期“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才过了关。91年派到省级机关党校中青班干部培训半年，还未毕业被任命为技术部门的副主任，5个月后又任命为主任。( c; W3 p9 g0 G' a6 m6 F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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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扬，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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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N: g/ H- I6 @3 m这经历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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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交响音乐大厅聆听了80岁的世界著名大师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乐，其中就有英雄交响曲。4个月后，卡拉扬去世。当时写了一篇现场感受寄回国内，发表在都市晚报上。”; |: Y8 f* t3 I.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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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H5 M# X+ k8 B7 r' W* Z- d' q8 _还保留这篇文章吗？可否传上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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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些经历可遇不可求，碰巧了而已。
) L; b5 H5 ?. c3 m. {5 k8 E. B  j这篇文章的复印件还保留着，不过在国内，以后找到一定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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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省委组织部派遣中青年干部锻炼和扶贫，我带三个年轻人到一个省级贫困县下派。这个地方的确比较贫，我们驻扎的对口单位腾了两间办公用房，实在是很简陋，多年后才知道那是座危房。最受不了的是厕所，茅坑式的那种，在房子的对面，下雨要打雨伞才能去方便。洗澡只能在厕所，也就是说，洗澡的时候要忍耐10分钟左右的臭气熏天。还没有遮拦，这意味着，正在一丝不挂的时候还可能碰到进来上厕所的人。说起来也是个堂堂“县大老爷”了，居然还有这样的境遇。可能因为偏远贫困的缘故，当年那里的书记、县长们还算朴实厚道，不过腐败已经暗度陈仓了，吃喝风就更不用说，从80年代初就没有停过。到邻近的一个县做客，对口系统的一个局长私下问我，能不能从省里帮忙拨点钱发展事业，成了的话给15%的回扣，后来明白，这是人家邀请做客背后的真正原因。下乡走访的时候，一个69岁的老妇人说她前年终于坐上了一回火车，啥也不想了，死了都值。这就是中国的农民，最容易知足，如果连这样的人民都领导不好，趁早回家卖红薯。下派一年，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多少真正的锻炼，和20年当知青时看到的农村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变化。下派结束时县委县政府给予的评价是：他们是历届下派干部中最吃苦最正派的一届。3 O. R, l2 d  v, i, i' n# F) Y
      90年代中期，正是打破铁饭碗、经商下海、市场经济在内陆省份走红的年代。我所在的技术部门比较穷，而其他窗口部门和外界接触多，门路多，自然油水就多。我想，等靠要不是办法，应该把手头的技术和市场接轨。于是申办了一个公司，兼任总经理。其实，就是张对外的名片，除了背靠一个省级单位的牌子，什么也没有。好在是挂靠在单位，换了私人，就是个皮包公司而已。在技术杂志上看到一张报警器的电路图，把几个技术骨干找来分析，市场上的花草价格不菲，而种植花草多在郊区，那年头偷花的真还有。如果生产出红外报警器一定会有市场。于是，几个人做实验，修改原图的参数，联系外壳开模，组织人员加工，火火红红地干了起来。没有资金怎么办，当时部门主任每个月手头有400元的签字权，那就用这点小小的权利买器件，和开模的工厂协作，他们投资，大家分利，相当于后来叫技术入股。又在报纸上打广告，全国各地都开始陆续来了订单。就在快要收回成本开始盈利的时候，有人告发了。我反驳他们，窗口部门的利用工作便利向外单位索要回扣，给自己私人家里安装电话，一部电话就是2500元（当时）。我不过是签了2000元的字买器件，还没有进个人腰包。哪有只许州官放火没有百姓点灯的道理。关了公司，停了生产。公家的干不成，就自己单干，和部门的一个年轻人合作，他搞软件，我管硬件，开发计算机控制和接口系统。设计电路，查找资料，联系加工，采购元件，焊电路板，写说明书，编广告词，联系用户，拳打脚踢，都是一个人拿下。那年头每天至少14个小时，因为白天还要干公家的事。挣了钱二一添做五，这就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掏的第一桶金。技术部门曾有一个科室可以传递信息（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利用这个资源可以向各地区收取信息费。上头眼红了，以工作需要把这个科室化走了。我说既然如此，技术部门就不再提供维修管理等技术支持了。到了97年，信息传递的渠道多了，这个科室也挣不到信息费油水了，上头想把它甩回来，还要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与分管领导有了顶撞。那时正好是香港回归，于是停了我的职，理由是对香港回归态度有问题。我知道，几千年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权大就是法。上头要我写份检查就可以恢复工作，我就是不从，性格决定的。记得文革的时候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说他是某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在要害部门安插的亲信，他平时假装艰苦朴素，钱都藏起来了，云云，勒令每天早晨扫机关宿舍大院。父亲让我跟他一起扫，我说人家污蔑你，这个院子就是不扫，那年我才12岁。90年代中后期，有权力的部门都有油水捞，更不要说当官的了。但我不是，我不靠这顶乌纱帽敛财，不要也罢。就这样一直挺着到现在。其实，当时找找人一句话就解决问题：隔壁住的是是分管副省长，楼上是省长，隔壁单元是分管省委副书记。我也没有告诉父亲，因为他从来不会为我说话。当年下乡半年后招工，因为身边无人，我符合可以返城的条件，父亲说既然已经下了，就跟大家一样够了两年再说，不要特殊。结果到了两年以后，许多知青回城都是通过父母单位招子弟，我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招回父母的单位（当年只招工不招干），所以去了大山沟，当年单位招了200多知青。要想换单位回城，除非父亲跟管理局的局长打招呼，我知道这不可能，自己以高考名正言顺地考了出来。" R" f  [% V8 s. r
        后来有人说以你的背景和条件当个厅长、市长甚至省长不是没有可能，我说是的，但是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你一定得学会溜须拍马，八面玲珑，看人说话。但我不会，因为父母没有教过。4 J. q4 o! v6 e9 o5 p; l
        99年8月在晚报上看到移民加拿大的广告，将信将疑。当时年龄不饶人，如不马上决定，超过45岁就要扣两分，可能就不够资格。10月份，帮朋友干完手头的最后一单工程，开始花时间了解情况，11月11日正式和移民公司签约，收费4500美元，分步交。自从学德语，英语就基本扔了，仍得连自己过去翻译的技术资料都看不懂了，更不要说听说读写四会。当时办案的程序是，递交申请两三个月收到第一封信拿到档案号，再等两个月左右可能发第二封信通知考雅思，雅思考过5分一般可获免签，加上体检的等待，最快一年左右就能拿到签证。签约后准备材料，12月下旬正式递交申请。二月份春节刚过完同时收到档案号和考雅思通知。当时实在是没有底气，一直拖到2000年10月匆忙赶考，结果只考了4点5分，收到回函说15个月后等面试，结果这一等就渺无音讯。2001年，认识的圈子里的朋友陆陆续续登陆，传回来修改移民法的消息，按照新标准，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之前的申请人都可能失去资格。好在移民局公布了一个传真号码，加国公民和移民都可以发表意见。我鼓动身边认识的申请人集体签字表达诉求，但是几乎没有人响应，我想是受国情的影响怕遭打击报复。而我认为，到加拿大不是去挣大钱，二是奔自由，如果加拿大也是因为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要遭打击报复，那么这个国家就实在没有必要去了。由于工作关系，当年旁听过柏林市议会的辩论，那里不是一言堂。我给当时移民部长卡普兰写了封信请移民公司帮助修改，并附上了真实姓名和档案号，不久又给新上任的部长去了同样的信，通过公布的传真号发过去，我们虽然不是公民和居民，但我们是涉案人，希望表达我们的诉求：老人老政策，新人新办法。不能在比赛开场了修改比赛规则。后来加拿大也确实遵循了这个原则。2002年6月，新移民法实施。我的移民案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身边的一些人放弃了，一些人找门路去美国。我没有任何动摇，坚持自学英语。在我看来，即便走不了，学了英语对今后也大有好处。只有要用还没有来得及学的，没有学了找不到用的。有些东西，看上去没有直接的用场，但是它会有意无意从别的方面给你帮助。俗话说，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不是加拿大没有给我机会，是我自己没有准备好，自己现在的这个英语水平，即使去了也适应不了。从正式签约开始，除开有活干，每天7点半进办公室，下午5点半下班回家，晚上7点再到办公室，10点左右回家，周六周日上午到移民公司办的培训班上课，下午再和其他人练上两个小时口语，上下班骑车的路上就戴着耳机练听力。年龄大了，学得慢，没有办法。三年的春节每年7天假，只打两次麻将继续学。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了官帽，却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有同事看见我每天在楼道上读英语，说你现在这个情况还下那么大的功夫干嘛，我笑而不答。2002年9月7号再考雅思，5点5分。离头一次考试，整整三年，也就是说，三年提高了一分。那次我是考场年龄最大的考生，已经是48岁的“高龄”。10月初收到补材料通知，12月体检。03年10月下旬才收到移民签证。这个时候，离必须离境只有50天了。递申请的当初只报了我和孩子的材料，因为夫人对这件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收到签证后她愿意跟我们走，马上联系移民顾问想补加材料，但顾问说现在补材料是最糟糕的决定，应该是先登录再补申请，她的意见有道理。但我想的是要去就全家一起去，这样对孩子最好，这个风险必须冒。顾问说还要再加500美元，我说那就自己来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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